杭州适合放生的鱼类，杭州灵隐寺乙未年首次举办大型放生活动

一、放生蟑螂的功德是什么

1、灵隐寺方丈光泉大和尚亲拈香主法

2、灵隐寺方丈光泉大和尚亲临主法

3、放生法会在钱塘江畔举行

4、大菩文化浙江讯2015年3月12日，灵隐寺乙未年首次大型放生法会在钱塘江畔举行，灵隐寺常住法师及居士信众近200人参加，灵隐寺方丈光泉大和尚亲临主法，为有缘众生洒净加持，以庄严的放生法会仪轨，接引众生皈依三宝，离苦得乐。

5、为了放生活动更加圆满，法师和义工们多次实地勘察，并向渔业部门咨询了解钱塘江流域适合放生的物种，了解到花鲢鱼、鲫鱼、鳊鱼均为适宜天然河流和湖泊等水体生存的鱼种，于是最终选定了花鲢鱼、鲫鱼、鳊鱼3类。本次活动共放生3类鱼约十二万尾，共计一万四千余斤。通过科学合理的放生活动，不但使善信居士们长养了慈悲，还有利于改善钱塘江流域水质，改善生态环境，对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都发挥着积极作用。

6、《普贤行愿品》云：“众生至爱者身命，诸佛至爱者众生，能救众生身命，则能成就诸佛心愿。”放生是佛教慈悲护生的优良传统，也是广大佛弟子践行修学最重要的实践。在救渡众生的放生活动中，培养慈悲心，解救生命，给予平等与自由，为众生皈依、回向，种下菩提之因，是放生活动的核心。《大智度论》：“诸余罪中，杀业最重。诸功德中，放生第一。”愿广大佛子见贤思齐，都能自觉护生，慈悲放生，种安乐祥和之因。

7、杭州灵隐寺弟子拜年光泉大和尚以八正道相勉

8、灵隐寺光泉大和尚赴杭州良渚文化村宣讲传统文化

9、杭州灵隐寺举行放生法会

10、2015年6月15日，杭州灵隐寺在袁浦码头举行大型放生法会，92岁高龄的继云老和尚亲临主法。法会现场法师、居士近百人，共同践行慈悲平等、普度众生的佛教精神，本次放生活动共放生鱼类物命数万。

二、成都放生鸟类的地方

1、上午8时，在庄严的梵呗声中，92岁的继云老和尚拈香主法，主持放生法会。广大居士善信虔诚礼拜，恭敬诵读放生仪轨，以至诚心祈愿众生皈依三宝，以亲近佛法的因缘，离苦得乐。

2、“今有水陆飞行诸众生等，为他网捕，将入死门，弟子众等发慈悲心，学菩萨行，赎其身命放使逍遥。承顺大乘经典，代为忏悔，授与三皈依，称扬十号，及说十二因缘，但以此类，罪障深重，神识昏迷，不能了知方等妙法，仰乞十方三宝威德冥加，令其开悟，早得解脱……”。法会上继云老和尚慈悲诵念法语，如法施行放生仪轨。庄严的法会中，天空细雨霏霏，宛如龙天护法在为即将获得新生的物命进行洒净，法会接近尾声，感应道交，天气也渐多云转晴。参加放生法会的广大居士善信法喜充满，纷纷加入护送放生物命江上放生的行列。

3、佛教放生基于因缘果报、众生平等的慈悲理念，更进一步倡导彻底戒杀并积极护生放生，落实于戒律并编制放生仪轨，历代众多高僧大德带动护生放生，如《梵网经》说：“以慈心故，行放生业。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，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。而杀而食者，即杀我父母，亦杀我故身。若见世人杀畜生时，应方便救护，解其苦难。”放生文化的意义在于践行、涵养仁恕精神、慈悲之道，如果人人都能够爱护生命、保护生命，就能从根本上消灭滥捕滥杀，对于促进生态平衡、人心良善、社会和谐具有重大意义。

4、杭州灵隐寺方丈光泉大和尚登上哈佛大学演讲台

5、对话杭州灵隐寺方丈光泉大和尚：续佛教文化任重而道远

6、杭州佛教，始于东晋，兴于五代，盛于宋代，于民国后期渐衰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，积极保护重点寺庙，多次拨款整理修缮。

7、据现有资料，印度僧人慧理于东晋咸和初来杭卓锡结庵，接连兴建几座寺院。咸和元年（326年）建灵鹫寺，咸和三年建灵鹫寺，咸和五年建成翻经院（今下天竺法镜寺），此为杭州佛教传布之始。据《灵隐寺志开山卷》载，“慧理边建五刹、灵鹫、灵山、灵峰等，或废或更，而灵隐独存，历代以来，永为禅窟”。南朝时，门阀士族大力提倡佛教。梁武帝萧衍尤甚，将佛教奉为“国教”。当时钱塘县（今杭州），建的主要佛寺有：南齐（479—502年）僧人昙超在玉泉建净空寺，建武年间（494—198年）普正大师建下天真寺；梁天监年间（502—519年）钱塘人朱异舍宅为寺，在江涨桥建众安寺；陈天嘉初年有僧人在孤山建永福寺，即宋时的广化寺。在杭州郊县建立的一批寺庙，有梁大同初在富阳之西建国荣寺（即永宁寺）；梁大同年间（535—546年）在临安之西建竹林寺（宋时改海会寺）。

8、隋朝统一中国，隋文帝改变周武帝废佛政策，推行佛教，下令修复毁废寺院。隋炀帝笃信佛教，对浙江天台山的智(岂页)尤为尊敬，为天台宗的广泛流传提供了有利条件。当时除印度名僧宝掌来核算在中天竺建道场外，圣达贞观法师曾至天台山参谒求法，扩建下天竺翻经院，成为在杭州传布天台教规第一人。

9、自唐、五代至宋，历代帝王以进行名义支持佛教传播，使杭州佛刹林立，高僧辈出，成为东南佛国。唐时，杭州新建寺院无数，著名的有圆觉天台寺、凤林寺、招贤寺、真如寺、虎跑寺、龙兴千佛寺、圣果寺、真际院等。不少全国著名高僧也先后去集杭城，有著名诗僧韬光、有被誉为“僧中十哲”的道际（即西岭和尚）、还有圆修（即道林）、寰中、道峰、法诜以及径开山祖师法钦（即道钦）等。圆修于长庆年间（821—824年）居凤林寺（今杭州饭店旧址），他在寺前大树上巢居修行四十年，人自然资源鸟窠禅师，自然资源该寺为“喜鹊寺”。寰中禅师，于唐元和十四年（819年）在大慈山下建广福院，由唐宪宗赐院额，自然资源虎跑寺。道钦于唐天宝初，自昆山经丹徒从玄素受法后云游来浙，在余杭径山立寺传法，唐代宗赐号国一大师。唐会昌二年至五年（842—845年），武宗李炎“恶僧尼耗蠹天下”，命令废全国佛寺，僧尼还俗，毁铜佛和钟、磬，收缴铸钱，佛教典籍废毁散失严重，史称“会昌法难”。五代后周显德年间（954—959年），再次“灭佛”。灭佛运动在北方影响甚大，而吴越、南唐、后蜀等南方割据国的佛教仍盛行。杭州灵隐寺等寺庙虽受到了破坏，但在吴越兴佛的条件下，获存佛寺达480所（《中国佛教》75页）。

10、五代时期，杭城寺院遍布，佛塔林立。据《咸淳临安志》载，吴蘧时，仅杭州扩建的寺院可查的就有二百余所。除重建灵隐寺，扩大规模并改建下天竺五百罗汉院，扩建中天竺寺，改名崇寿院外，还于唐天祐元年（904年）在钱镠受封吴王时，首建南塔，后建成塔院名梵寿院外；后晋天福元年（936年）钱元瓘即吴越王位时建昭庆寺；钱弘俶即位后，在灵隐青林洞造摩崖石刻，在南屏山下创建了慧日永明院（今净慈寺）。五代吴越时新建的大批寺庙中，著名的有九溪的理安寺、赤山寺的六通寺、南高峰的荣国寺、紫阳山的宝成寺、月轮山的开化寺以及海会寺、灵峰寺、云栖寺、玛瑙寺、清莲寺等。现在杭城有名的六和塔、保俶塔、白塔以及已倒坍的雷峰塔均为吴越时所建。灵隐寺经幢也系吴越遗物。吴越历代钱王对高僧名师也很崇敬，如尊法眼宗创始人文效力弟子德韶为吴越国师，并延请高僧住持杭城名刹。于南屏山下建慧日永明院后，即邀请衢州高僧道潜住院，延寿（即永明禅师）主持重建灵隐寺，殿宇房舍多达1300余间，继道潜后任慧日永明院住持。